近人任昉、王融等不强调言辞的奇特，而争着用新颖的典故。近来作者竞用新典故，已逐渐成为习俗。由于竞用典故，于是每字每句都有出处，碍手碍脚，到处补缀，对文学创作的毒害很大。

诗歌写得自然精美的人却很少见。文词既欠高明，则宜加添掌故义理，虽显得没有天才，却能表现学问，这也是用典的一个理由吧！（这话是对用典故者的讽刺）。

陆机的《文赋》，通而无贬。李充的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。王微的《鸿宝》，密而无裁。颜延的论文，精而难晓。挚虞的《文志》，详细而且广博丰富，都说知言。

以上分别评论了各家的文论，都只谈文体，不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。至于谢灵运的诗集（《诗英》九卷），逢诗就收入。张骘的《文士》，逢文即书（收入）。其用意都在于搜辑作品，不加品评。

《诗品》只采录五言诗加以评论。虽然只采录五言，却也费了不小气力，将古今作品差不多搜罗齐备，共选出120家（实有122家，此举其成数），打算大胆地对他们加以品评，辨明其清浊，指摘其利弊。

凡列入《诗品》所论各诗歌流派中的人，便可称为才子。至于这些作家三品高下的划分，则不是确定不移的论断，还将再作品评，这就有待于知音者了。

（第五段提要：首先说明一品之中的作家，不按优劣，而按时代先后的次序排列，并说明不评论在世的作家，其次举例说明好诗都是直接描写所见所感，极力反对用典；最后表示不满于诸家文论、诗文辑录的缺乏评论，并说明《诗品》要分三品评论古今许多五言诗人。此段序于卷中。）

昔日（从前）曹植、刘桢、陆机、谢灵运这些有成就的诗人，精心钻研，千百年来，没听见他们说过作诗要辨五音分四声的话。

或者有人说这只是这些前代贤达，偶然没有发现这些规律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且对此试作说明，古代凡称为诗、颂的，都要配上音乐，所以非调好五音不能使歌辞与曲调和谐合一。

像“置酒高堂上”（这是阮瑀《杂诗》中的句子）、“明月照高楼”（这是曹植《七哀诗》中的句子），音韵就最好。

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的诗，文辞或有不工（整的地方），而声音可以入乐歌唱。这就是古代重视音韵的意义，这和近世讲究宫商（五音）是有所不同的。现在的诗已不入乐，还要声律何用？

王融曾对我说，五音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有的，古代诗人却不知道，只有颜延之说过有了律吕才有音调的话，其实这话是错误的；范晔、谢庄比较懂得声律。王融自己曾想进奏《知音论》，但没有成功。